与专注于案牍的多数历史学家不同,G. M. 特里维廉钟情于室外与乡村。在他晚年,有传闻说,午餐后,他带着毫无防备的客人们去散步,结果一走就走了三十英里;他年轻时就特别喜好运动,活力四射。“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,在大切维厄特山的山顶,追踪狐狸的脚步跑在苔藓覆盖的沼地间,两个王国尽收眼底,”他写道,“这样开始新的一年真不赖。”1 沃林顿位于诺森伯兰郡,是特里维廉家园,现在是国民信托的财产。在那儿,他家从前的用人还记得他,因为他每年都回来打猎。
二十世纪初期,追求乡村消闲是特里维廉所属的英国上层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。那位法罗顿的格雷勋爵(Grey of Fallondon,英国外交官)就是如此,挚爱钓鱼、观鸟。特里维廉为他书写传记。英国中部产业家斯坦利·鲍尔温(Stanley Baldwin,曾任英国首相)也以此为乐,他任命特里维廉为剑桥的钦定讲座教授。几个世纪以来,英国贵族的根基在乡村,因为严重资本化的农业是他们财富的基础。经营农场与房地产是这个阶层的主要兴趣。他们热衷于乡村体育运动;对狗和马宠爱有加,往往有非常渊博的博物学知识;他们自觉地设计了乡村景观,既可供娱乐也可以带来利益。沃林顿本来依靠布莱克茨(Blacketts)家族煤矿的财富建起来,但是它反映了主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致。这里有一个上等的图书馆和两张桌子,特里维廉的叔祖父托马斯·巴宾顿·麦考雷(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)就在这里书写了《英国历史》。他的父亲乔治·奥托·特里维廉(George Otto Trevelyan)创作了历史著作《美国革命》。除了图书馆,它还有按照查尔斯·布里奇曼(Charles Bridgeman)风格设计的空地,凯珀比利悌·布朗(Capibility Brown)设计的湖,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;另有鸟的标本、博物学书籍、以及有关花卉的油画。
G. M. 特里维廉对原始自然的感情要比这些对乡村模糊的渴望深刻得多。在他所有的作品中,1931年作的高德利(Rickman Godlee)讲座——题为《自然美的召唤与宣言》,最为酣畅有力。在这部作品中,他哀悼被侵蚀的英国乡村,呼应他最敬重的华兹华斯的声音,宣告人类精神生活离不开自然景观。特里维廉的观点透着深深的悲观态度。他认为,直到十八世纪末,人类的工作仅仅是为自然的美丽添砖加瓦;自此以后,便迅速退化。一般的经济环境已经不能产生美感,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护没有被破坏的一切。作为国民信托的一位活跃成员与捐助人,他指望这个组织能够保护英国“所有可爱而幽静的土地”。他提出应该保存原有的自然条件。不接触原始自然,英国人的精神就会消亡。4
*同样论点在爱尔兰也有所体现。1610年,John Davies认为,土著爱尔兰人没能够开发利用土地;“因此,让如此肥沃的土地像荒野一样的闲置浪费,既有悖于基督教方针,也不符合良知”;Historical Tracts by Sir John Davies(1786), 288。如果英国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后期没有发生深刻的情感转变(本书将对其某些方面进行探究),人们不可能接受特里维廉保护原始景观的热情,也不可能接受他认为未开发的自然具有疗愈功能的信念。人们通常认为关注自然环境,忧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最近才兴起的。例如,阿什比勋爵(Ashby,20世纪英国植物学家)提到,在过去一百年间,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变,而另一位评论家则称之为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情感革命”。6 如今,人们一打开报纸,就会读到关于杀死灰色海豹、砍伐汉普顿庭院树木或关于挽救濒危野生物种的激情澎湃的辩论。但是,要理解目前这些情感,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初期。因为正是在1500—1800年间,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,社会各阶层、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,并进行分类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些长期固有的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观念被摈弃了。人们对动物、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。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;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。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间,人们对自然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了疑虑,而这些被我们以放大的形式继承了下来。